质疑的声音不能消失
胡永宁
龙年伊始，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事件，引发多方论战，成为这个冬天最热闹的看点。
方舟子的质疑主要基于“分析推理”，而不是搜集客观存在的事实，即其本人所说的“考据”方法，这种质疑的方法本身就带有很大的风险，因为质疑点不是罗列事实，而只是依据一般规律、常理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，这种推理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演绎，是学者的一种假想。任其有多么严密的逻辑、多么精细的思维，都不能保证与事实百分百的契合。也即方舟子的质疑可能是正确的，也可能是错误的，在真相没有被揭露之前，这种质疑本身就是可疑的。但是这种质疑却也是人类常用的思维方法，是我们大家对一个事物进行判断的最主要方法，所有人都用这个方法进行合理的怀疑，进而提出自己的意见。科学也在这样的质疑中前行。质疑是我们神圣的权利，对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行为、任何思想或理论，都可以被质疑。这种可贵的质疑是探究真理或真相的基本方法，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阶梯，是发表言论的起点。
方舟子以他一贯的“偏执”去质疑一个所谓的“公众偶像”，只要他没有恶意，没有逻辑的错误，没有违背基本的伦理准则，没有捏造和明显的主观臆断，这就是正当的权利。正如登月有人在质疑，“9.11”有人在质疑，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人在质疑一样，没有必要进行封杀或攻击，你可以置之不理，你可以与之进行论战，为的是探究真相。
方舟子的质疑完全在合理的范围，并没有逾越学术争论的界限。
而被质疑的韩寒，对待这种质疑，他可采取的应对手段很多，他可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；他可以拿出手稿或其他的证据来证明真相；他可以与之展开论战，在论战中显示自己的才华，让公众来判断真假；当然，他可以去告发，说方舟子侵犯了自己的权利，打扰了自己的安宁。但是，告发显然是想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来探求真相，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围，将一个学术真假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，是在动用强制力阻挠一方对自己的合理怀疑，即便胜诉，胜之不武。
诚然，文学创作的事件很难自证，文学的东西是一种感性的东西，可能在灵光一闪之间就成就一篇奇文，而饱学之士终生都可能碌碌无为，它可以不要草稿，也可以不需修改，浑然天成，偶然得之，虽则被质疑的是长篇三重门，其不修改的可能极微，但确实也有这样的天才，韩寒是不是这样的天才呢?
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担当道义，其奋战的决心是可贵的，社会需要这样的质疑，在我国目前社会诚信缺失、包装过度的环境里，用质疑来剥掉层层面纱，找寻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迫切的。
这个社会需要诚信，不管你有无天才，德行是一个人所必需的，而公众人物更需要德行，不管韩寒怎样，这场论战需要保护的是质疑的精神和说话的权利，强势者不让人质疑，对质疑者动辄打击，是强权社会。这一点良心是需要悉心保护的，保护方舟子就是保护我们的良心，捍卫我们说话的权利。方舟子虽然不能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，但是他起码在维护或捍卫着良心和正义。当质疑者声起，提出他的合理质疑，更多义务应该由被质疑者承担，在道义上，这是合理的期盼。
法律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。在学术的争鸣、合理的质疑中，法律应该保持缄默。公众人物的论战，就某个具体问题的争辩动辄上纲上线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，文革的遗风已经在这场论战中时隐时现，这是值得警惕的。法庭是一个说理的地方，而论战更是说理的大场地，为什么不在论战中充分的说理，网络给予了极其广大的平台，而要在法庭这么一个狭小的地方去说理呢？
当然，选择诉讼，也是韩寒正当的权利，他有权这样做。但问题是诉讼能终止方舟子的质疑吗？诉讼能给韩寒清白吗？法律的判决乃是证据的对抗，法律重证据重事实，而写作本身就是难有证据的事件，很难自证。在法律上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，当韩寒提起诉讼的时候，他需要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的真实。方舟子只要质疑就可以了，所以，以目前事件进展状况看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韩寒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。
以我国目前法律的判例，很难以诉讼手段结束这场论战，2010年郭庆祥诉范增案，肖传国案，更远一点的彭宇案，都是遗憾。因为这场论战根本就不在法律管辖的范围内，它属于道德范畴，硬要法律裁判，法律只能给出法律的裁判，结果很明显，要么方舟子败诉，要么韩寒败诉，无论怎样，法律都不能剥夺质疑的权利，方舟子在这场论战中没有捏造事实，也没有恶意攻击侵犯谁的名誉权。
方舟子的质疑捅到了一个团队，捅到了一个集团，打破了传统图书的种种规则，对传统图书运作的利益链构成挑战，也超越了中国人一版的处事原则，“这其实反映了社会的不正常，对造假太宽容，反而对揭露者不宽容”，他的质疑因之引起了群起攻击。方舟子正在孤军奋战，期望正义的人们，不要仅做围观，应该呐喊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支持“斗士”，支持方舟子，保卫质疑的精神，保卫说话的权利，向那深厚的集团挑战，撕开铁幕。
支持方舟子，就是支持我们自己。 |
